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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服務提升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 呂小康 來源: 光明日報 日期: 2019-01-18

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是黨的十九大報告的明確要求。如何將這一要求落到實處,首先要對社會心理服務的根本目的與本質屬性有更為清晰準確的定位與共識,從而明確其建設的方向與路徑。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建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根本出發點

應當注意到,黨的十九大報告是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這一部分的第六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中明確提出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因此,必須緊緊圍繞“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這一根本出發點來理解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功能定位,而不能僅僅將社會心理服務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務。從社會治理角度理解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就是要通過科學規律和實務模式的探索,最終落腳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也就是說,應當從群體和社會的角度來研究社會心理的規律性,從而為社會心態的培育奠定科學基礎。這就需要突破個體心理的小視角而從社會心理的綜合性視角,突破狹義的社會心理學這一單一學科視角而從社會治理的協同視角,重點圍繞疏解妨礙社會治理的負性社會心態和建構促進社會治理的良性社會心態這一反一正兩個方面探索社會心理服務的實務工作模式。這至少有三個具體切入點。

一是網絡社會心態的凈化。身處信息時代,網絡空間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環節。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的要求,也應成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方面,應當充分聯合人工智能、信息科學和相關社會科學的力量,利用大數據技術的最新進展去探索網絡社會心態的形成機制和演變規律,對可能出現的負面問題進行科學預警、疏導和化解,并探索長效管理機制與解決方案。

二是群體性事件心態的預防與化解。現階段我國的群體性事件有兩種基本形態,一是存在確實性的利益損害或受損風險,如征地拆遷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其治理主要通過利益協調機制的完善達成;二是并不存在直接利益相關的表達性或泄憤性暴力,其治理更依賴于社會心態的疏導與建設。如何采用合理的心理學技術及相關社會政策去除產生群體性事件心態的社會心理土壤,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挑戰,也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應當去努力彌補的治理短板。

三是共同體認同的建構。認同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是形塑“你”與“我”、“自己”與“他人”的基本社會心理紐帶。沒有發自內心的認同,就不可能有和諧共存的共同體。如何更有效地促進一個國家和民族內部的共同體認同,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基本前提。在社會轉型期,常常會出現社會心理學上稱之為“群際競爭受害者心理”的不良心態,這種心態往往預設了對外群體的消極刻板印象和防御性情緒,對原本應當和諧順暢的群際關系認同具有極大的破壞性,進而瓦解社會信任、破壞社會團結。要建構共同體認同,首先就要通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破除這種不良心態,更有效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凝心聚力。

社會心理服務本質上是一種新型的公共服務

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多強調聯合教育機構、學術團體和社會組織等多方力量提供社會心理服務,這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自治型的建設思路。但是,這一思路忽略了社會心理服務的公共物品屬性。按學界一般觀點,公共物品應當滿足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兩個基本特征,社會心理服務作為社會治理的特殊形式,無論從促進個體心理健康層面還是促進社會心態健康層面,都滿足這兩個標準,因此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物品。既是公共物品,對應于私人物品,就應當由公共部門以非市場方式提供相應物品或勞務。而作為公共部門的主體,政府理應承擔起社會心理服務的總供給者和總籌劃者的職責。這是服務型政府在政府職能變革過程中需要充分重視的一點。

隨著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內容、形式和途徑都會提出更高的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這里提及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有別于簡單的經濟增長的綜合性社會評價指標,也是區別于公共交通、基礎疫苗之類物化的、可見的傳統公共物品。衡量社會心理服務的供給合格與否,也應當從這些指標著手進行判斷。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提出的具體要求,也體現了破解經濟增長未能帶來幸福感提升這一“幸福悖論”的戰略性舉措。

實際上,在當下國際社會,公共政策也出現了類似趨勢,即注重以滿意度、信任感等體現公共利益與主觀體驗的社會心理指標來判斷公共政策的執行情況,并利用相應的心理學效應與技術以提升公共管理質量、提高政策執行效率、促進社會公平與公正。這通常被稱為是行為公共政策,即注重從具有價值觀、意義感和情緒體驗的“行為人”,而非只考慮經濟收益與執行效率的“理性人”視角出發設計、執行和評估的公共政策,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的推行成本、放大政策的社會效益、提升政策的獲得感。這與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宗旨不謀而合。

鑒于此,我們理應從服務型政府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的角度去重新定位和梳理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方向與思路。只有明確了社會心理服務的公共服務定位,才能為這一體系的建設提供最強大的國家支持,從而打破純市場化、社會化運作帶來的碎片化、零散化服務弊端。在此基礎上,就需要厘清社會心理服務的哪些類型、哪些層次、哪些事務可以作為基本公共服務提供,并通過公共政策的頂層設計進行強有力的輸出與監管。為此,應進一步探究納入政府公共服務的相關社會心理指標,科學測算財政支持的額度,劃定相應財權事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推進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例如,在健康城市評價過程中,可以率先引入居民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相關社會心理指標并建立配套的指標體系,從而促進城市社會心理服務水平的提升。此外,還需要科學有效地調動市場力量,增加和創新作為新型公共服務的社會心理服務供給,最終形成一個專業化、多類型、多層次、可持續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當然,這其中還有更多的技術細節留待更深一步的研究與實踐。

(作者:呂小康,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2019年01月18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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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曹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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